移民加拿大十年后归国，只为让子女接受中国式教育

以高考为代表的中国教育一直以应试教育作为最大特征而饱受诟病，而作为应试教育的极致“衡水中学”，几乎每年高考过后，都保守争议，灌输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掠夺创造力，甚至摧残学生的身心等的指责从未止息。

而一直作为素质人文教育的典范，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则一直成为国内教育的发展方向，其原因不光是因为牛津，哈佛，剑桥，斯坦福等一大票全球顶尖大学全部坐落于欧美发达国家，还在于其背后的教育模式，被认为更为科学，更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甚至指引人类前进的道路。

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倡导发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下，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而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则迎来了公派留学生的高潮，在1978年9月举行出国留学生公开考试中，一次性从中选拔了3000名公派留学生远赴海外深造，自此掀开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轰轰烈烈的留学高潮，并让海归成为了高端精英人士的代称。

时至现在，随着国力的提升，中产阶级的壮大，国家有计划分批次的公派留学生人数则渐渐让位于自费留学，而留学生的年纪也开始趋于年轻化，很多家庭已经等不及孩子长大成人，就已经开始往海外的高中，初中甚至小学送，希望可以从小就让孩子接受高度西方化的教育，培养国际化的眼界和视野。将子女尽早尽快的送外海外接受海外的高质量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中产和富裕阶层的共识，海外留学热也必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购买力节节攀升而进一步升温。

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移民浪潮中，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异类，他们放弃了在国外待遇优渥的工作，放弃了欧美香甜的空气，优质的教育和各种社会福利，放弃一切，毅然决然归国，却只为让子女接受中国式教育，这一反常举动不得不让人不得不产生浓厚的兴趣。

其中一位母亲这样阐述其动机：

在我跟先生移民加拿大之后从未想过要回来，当时移民出去，也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但是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升入小学之后，每次带着孩子回国，遇到之前的同事朋友，发现自己孩子所学的知识，受到的教育远远落后于国内同龄的小孩，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内同龄的小孩子已经学会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背会了99乘法表，而自己的小孩子却连基本的加减法都容易出错，就连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英语教育，与从小就接受双语教育的国内小学生比起来，也未见有多大的优势。而且国内小学生的学习强度和欲望远高于自己的孩子，不仅课堂上被教授了大量的知识内容，就连放学之后甚至周末也不闲着，而反观自己的孩子，每天像玩似的上不了几节课，放学后的大量时间也全部拿来玩耍，我一想到十年二十年之后，自己的孩子有可能与国内的这些孩子在同一平台竞争就感到深深地忧虑，害怕自己的孩子被国内的小孩子远远的落在后面。后来，在我跟先生反复比较了国内教育和国外教育的优劣之后，最终决定回国。

实际上这种逆潮流而行的举动，并非个体，早在2015年，英国BBC就拍过一部叫做《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的纪录片，在该纪录片中，来自杭州的中国教师对英国学生进行中国式的教育，最后与英国老师用英国教育方式所教授的学生进行同场pk，最终中国老师团队获胜，在自然科学的相关科目中，成绩比英国团队高出了10%，这部纪录片在中英两国的网民中都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哪种教育模式更有优势成为讨论的焦点。

在那之后不久，尽管对于中式教育过于严苛，过于强调权威服从以及秩序的批评和争议不断，英国还是从中国引进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典教辅书《一课一练》，希望能够拯救日益下降的英国学生的算数能力。

实际上，在讨论中式教育与欧美教育的不同的时候，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究其原因，一国的教育模式必然要与该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国情等息息相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已经度过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黄金年代，阶层已经变得相当固化，像古代中国或者现代中国那样，出生寒门的农家子弟，仅靠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或者通过高考进入一流大学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不现实。因为西方所谓精英教育出现，已经让教育变成了一场原本比拼脑力的行为变成了比拼资本，动辄几十万美元的学费足矣让普通家庭的子女望而却步，教育资源的垄断，公立教育资源的缩水，让那些无力购买的教育资源的孩子越来越难以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在课堂上弥补这种资本上的差距，而所谓快乐教育为特点的素质教育，则在一种宽松的学习氛围中不露声色的筛选掉了那些懒惰或者还不明白教育意义所在的学生，让其压根就得不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而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只有像衡水中学这样超级中学的存在，得以让平民教育将个人的勤奋与自律发挥到极致的程度，然后搭上高考这架云梯才能得以与所谓的精英教育相抗衡，而那位归国的母亲，可能也是出于这种担忧吧。